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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纳天地 韵溯古今”——毛泽东书法艺术的民族性特征
 

“雄纳天地 韵溯古今”——毛泽东书法艺术的民族性特征

        文/周长根

    2014年12月26日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一代伟人毛泽东诞辰121周年,这位伟人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诸多方面给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财富,同时,在文化方面,尤其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1] 熊秉明:《书法和中国文化》,载《熊秉明美术随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8页。][1]——书法方面也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换言之,毛泽东在书法艺术方面,“采千古之遗韵,熔百家于一炉,龙蛇飞舞,俏俊飘逸,大气磅礴,豪放酣畅”,[[2] 孔维阳:《毛泽东书法创作历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前言。][2]绝类弥伦、尤入圣域,被世人推崇为“毛体”,毛泽东也被尊奉为“惊世书圣”。[[3] 王鹤滨.惊世书圣——毛泽东秘书解读毛体墨迹[[M].北京:长征出版社,2004年版。][3]
    毛泽东书法艺术的发展过程,“与我们民族的这些书法家,可谓一脉相承”,[[4] 孔维阳:《毛泽东书法创作历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前言。][4]具有显著的民族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继承性,二是创新性。下面对此问题进行具体阐述。


一、毛泽东书法艺术的继承性特征


    “从书法学的角度看,中国书法是从传统文化中发展而成的一门国粹艺术”,[[5] 孔维阳::书法的美是静与自然的回归——从《曹全碑》的艺术特点谈中国道家艺术精神][5]毛泽东书法艺术也是从传统书法艺术发展而来,其继承性特征,或者说路径选择正是康有为“上通篆分而知其源,中用隶意以厚其气,旁涉行草而得其变,下观诸碑以备其法,疏观汉瓦晋砖而得其奇,浸而淫之,酿而酝之,神而明之”的现实版本。从已公开发表的手迹来看,继承性表现在青少年学魏碑、颜真卿,中年学苏黄,转而又学郑板桥、王铎,晚年学张旭、怀素,而且晚年行草书完全定型,具有明显的师承王羲之笔法,吸取张旭、怀素的草势,融会黄山谷笔意的继承性特征。
    毛泽东书法艺术的继承性特征可分为几个阶段:
    首先,青少年时代,毛泽东主要是习描名家楷书字帖,1960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曾说“要象小孩子写字,先学楷书”。魏晋楷书风骨,一直是毛泽东书法悠远深邃的源头。有资料显示,毛泽东8—13岁,在私塾学习期间,主要临习王羲之《兰亭序》、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晋唐小楷等。1906年秋至1909年夏,毛泽东13—16岁辍学在家,晚间执笔为父亲所记的账目小楷工整,字形纵长开拓,间带少量行意,显示其受晋唐楷书的影响很深。1909年秋至1910年夏,复学于韶山冲乌龟井私塾、东茅塘私塾,深受擅长书法的授业恩师毛简臣的影响。从写于1908—1910年间的给咏昌先生的还书便条(这也是目前发现较早的毛泽东手迹)、1912年,毛泽东在湖南省高等中学校写的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中,可以发现,毛泽东书法明显带有右军(王羲之)遗风,兼带唐法,这也正是自唐至清重“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尚赵董(赵孟頫、董其昌)的书学传统的表现。[[6] 李树庭,王跃,谢柳青,王利民等编著:《书家毛泽东》[M]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05页。][6]1913—1918 年毛泽东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学校对书法有明确要求,而他更是坚持写帖。他认为:“字要写得好,就要起得早;字要写得美,必须勤磨练。刻苦自励,穷而后工,才能得心应手”。[[7] 1985年6月26日《书法报》。][7]1918年,毛泽东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图书管理员,边读哲学著作,边临晋唐楷书。
    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楷书,继承前贤,入法蹈矩,心追手摹,功底深厚,且体势纵长、结构奇宕、秀中带雄,高浑绝俗,外柔内刚,奇正相生。从运笔看,多用方笔,刀砍斧削,转折处棱角分明,崖峰峻峭,与北魏楷书字《张猛龙碑》、魏碑字体《马鸣寺碑》继承性明显;从结构看,也是明显继承了《张猛龙碑》的体势纵长、结构奇宕,《崔敬邕墓志》、《司马景和妻墓志》的笔法圆润,外柔内刚,《刁遵墓志》的奇宕散淡、圆腴厚劲等诸多特征。同时,《离骚经》也继承了欧阳询奇正相生的楷书韵致。但可惜的是,这一时期的作品绝大多数已失散,保存的代表作仅有1913年之前所书的《离骚经》、1913年10—12月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预科时的小楷笔记、1915年所书的读《明耻篇》后的批语,以及1918年举办工人夜校时书写的《夜学日志》等。
    其次,1921年到1949年,毛泽东参加革命时期。此后,毛泽东的书法从临习楷书转向临习行书,主要还是继续学习二王、钟繇字体、清代郑板桥字体。这一时期也是毛体书法风格逐渐形成的一个开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因快速下达军令的需要,书写速度必须加快,而行书下笔收笔、起承转合,能顺势而为,减少点画停留时间,书体自然由楷书转到行书。同时,这样就没有办法长时间静下心来读书习帖,但他仍然利用休息时间继续研习古代名家书法。比如,在井冈山苏区时期,毛泽东经常用柳枝烧成炭在青石板上练习书法,并乐观的说:“倒真象墨笔哩”。行军途中,十分注重石刻和庙宇。娄山关、武夷关、梅岭关他都曾驻足观看,如在攻占遵义后,反复揣摩县北娄山关石碑所刻“娄山关”三个红漆大字,临摹其运笔走势。他还认为“中国的庙宇古色古香,也是书法胜地”。在延安时期,毛泽东随身携带物品中,必不可少的就是一套晋唐小楷,经常利用点点滴滴的空闲时间写字、阅览法帖等。
    这一时期的作品很多,代表作有《沁园春·雪》、李白《梁父吟》、王昌龄《出塞》、汤显祖《牡丹亭·惊梦》、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等、1935年2月所书的《忆秦娥·娄山关》等、有堪称“天下第一草”的《兰亭序》片断、1938年2月27日为延安《新华日报》题《多想》、1941年为中央党校题《实事求是》、1943年为中央枣园俱乐部题《为人民服务》、1944年4月29日《致李鼎铭》、1944年12月22日《致邓宝珊》、1945年2月22日《致萧三》、1946年9月30日《致宇徵(符定一)》、1947年1月题《坚强的老战士——祝特立同志七十寿辰》、1945年9月题《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1945年手书《沁园春·雪》、1949年10月为《人民文学》创刊号上的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等等。
    最后,1949—1976年,建国后,国家进入和平建设时期。此时的毛泽东开始较为系统的研习汉末草圣张芝、唐代草圣张旭、怀素、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的米芾等人的草贴,以及同代书家于右任的千字文,如1955、1958、1961、1964年四次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广置碑帖,据统计,一共搜集到600多种,他看过的有400多种。如1959年,他曾专门从民主人士黄炎培手中借来一本王羲之的法帖,此后一个多月里,工作一停便翻开赏读,提笔临帖,爱不释手,留下了一段借帖、催帖、还帖的千古佳话。50年代,他在访苏的短暂而紧张的日子里,也未忘随身带几本《三希堂法帖》。毛泽东晚期痴迷于草书,以至于他对怀素的《自叙贴》、《论书帖》、《苦笋贴》等百读小厌。1958年,毛泽东请田家英向故宫博物院“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8] 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47页。][8]毛泽东读帖,不挑版本,主要着眼于分析各家的长短,分析总结用笔、结构、章法等,吸取各家精髓,从而拓宽眼界。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如1956年12月5日手书《水调歌头·游泳》,间行间草,笔健气豪、1957年5月书《蝶恋花·答李淑一》、1958年仿红绸舞姿,题写《红旗》,墨线飘扬,意象飞动。5月25日题《十三陵水库》,7月1日书《七律二首·送瘟神》、1959年12月29日《致钟学坤》、12月30日《致陈云》、1960年4月25日《致杨开英》、1961年8月25日《致胡乔木》、9月8日《致董必武》、9月《清平乐·六盘山》、书李白《庐山谣赠卢侍御虚舟》诗句,10月《沁园着·长征》、书王勃《送杜少府乏任蜀州》、1961年10月27日,他又要怀素《千字文》、11月6日书明代高启《梅花》九首之一 、2月26日68岁华诞,致书臧克家、1963年2月题《向雷锋同志学习》、2月5日书《满江红·和郭沫若》、 1964年3月18日《致华罗庚》、《致高亨》、 1965年7月18日《致郭沫若》、26日《致于立群》等我们从这一时期的作品中都能见到毛泽东师法魏唐、郑黄(板桥、山谷)、颜王(鲁公、右军)的风韵,也能窥到其继承山谷、怀素风格的端倪。正是毛泽东持之以恒的学习前贤的字帖,使之他对书法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字越写越好,独特的个人风格越来越形成、定型。

二、毛泽东书法艺术的创新性特征


    创新性表现在毛泽东正是凭着对中国传统书法的敏锐感受力,从王羲之到于右任的广泛吸收到对张旭、怀素的深切体悟,形成了他笔落惊风雨、落纸生烟云、独特狂放的草书风范。毛泽东书法艺术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其创新性,具有自己独特的书法艺术风格。毛泽东题的词、写的诗文书信,或报头刊字,一般署名不多,其他需要署名的,绝大部分只署“毛泽东”,只有在写给他的儿子、媳妇的手札里,其落款曾署“爸爸”、“父亲”。用印章钤盖的,目前只看到一九四五年在重庆书《沁园春·雪》赠柳亚子的一幅墨迹的后款下钤盖了一枚朱文名印。换言之,毛泽东书法已经具有深深的毛泽东书法艺术特征,且为世人熟知,这正是毛泽东书法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书法艺术进行时代创新的标志。
毛泽东书法艺术的创新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书法理论的创新

    1.书法要写出自己的风格
    毛泽东虽然不是书法理论家,但十分强调书法必须要有自己的艺术风格。这也是他对书法艺术的形式因素特别是笔势,有着极为敏锐的感受能力的结果,因而在书法创作中能够在前人的基础上善于创新,强调要形成自己特有的书法风格。如毛泽东曾多次说过“习字要有帖”、“学后要发挥”;通过“要兼学并蓄,广采博取”,然后“要有自己的创新,自己的风格”,因此书法“各个体都有缺点,我写我的体”。从这些话中,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师法古人,不是邯郸学步,而是取其精华,自成风格。这也从毛泽东的作品中可以得到验证。如在书写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开、古、为、得等字,师法怀素《自叙帖》,但是与《自叙帖》中的开、古、为、得等字,虽形、神俱似,但风格各异。怀素的《自叙帖》的笔画细圆遒劲、结字较长,而毛泽东的笔画细圆柔韧、结字长中多欹侧,显示二人书法风格各异。
    细细品味个中原因,正如毛泽东曾对徐涛医生说过的一段话:“字的结构有大小、疏密,笔划有长短、精细、曲直、交义,笔势上又有虚与实、动与静,在布局上有行与行之间的关系。你看这一对对的矛盾都对立面的统一啊!既有矛盾又有协调统一,中国的书法里充满辩证法啊!”所以,毛泽东书法艺术与前人根本不同之处,是用哲学思想来指导书法实践,特别重视疏与密、刚与柔、大与小、粗与细、枯与润、浓与淡、断与连、方与直、藏与露、放与收、提与按、重与轻、静与动、形与神的关系。因而笔下流泻出来的作品,就成了独具自己特色的形象艺术、写意的哲学艺术。
毛泽东自己也说:“如果每个人写的字都和字帖或是某人的字一模一样,那书法就停滞不前了”。[[9] 毛泽东诗词书法艺术鉴赏[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版。][9]
    2.书法是养神、健脑、健身之法
    毛泽东十分强调书法艺术的娱乐性、实用性。他认为书法是“转移精力,修养脑筋,改进健康”(《致于立群信》)的工具,而且“练习书法是很好的休息,是积极的消遣娱乐,也是养神健脑健身之法”。[[10] 刘汉民:《毛泽东谈文说艺实录》[M].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28页。][10]应该说,毛泽东对练字是很好的休息,积极的消遣娱乐,养神健脑健身之法的认识,要比古代直至民国时期,要求书法必“期合乎道”的空泛说教,是一个创新。书法界部分人士之所以认为毛泽东是一个不是书法家的书法家,就在于他认为指点江山、胸怀宇宙是大道,而书法只是生活小道,学书是为了得到愉快的享受,借以消除工作疲劳,调剂精神而已。这一点,我们从毛泽东书法艺术风格的总体倾向是:悲壮、激情、奇伟、率性、乐观、慷慨上可以看出来。尤其是他的草书所表现出来的磅礴气势,阳刚之美和崇高美,正是毛泽东“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字为心画,字为小道,重视其娱乐审美功能的真实写照。大约书写于1962年的《清平乐·蒋桂战争》手迹,行草兼备,一气呵成,与专业书家之讲用笔、求线条、谋篇章等迥然有别,其爽爽豪气,超越其他书家宗二王,临颜柳,斤斤于刻板的永字八法,汲汲于一点一画的周正与精美,成为毛泽东提倡书法是养神、健脑、健身之法的代表作之一。“在嗣后十几年的和平环境里,毛泽东书写了以自作诗词为文字内容的艺术书法,书风向圆劲挺直、润泽端雅的方向发展,一改战争年代的长撇长横、左奔右突、剑拔弩张、刺破青天的冲劲,逐渐显露出舒缓、闲雅、欢乐、自得的特色。”[[11] 刘锡山: 经天纬地意纵横——感受毛泽东的书法艺术[J]. 老年教育(书画艺术). 2013(08)。][11]
    (二)对书法实践的创新
    1. 继承传统技法的刻苦实践,同时强调书法为大众服务
    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过王羲之和郑板桥:他认为“王羲之的书法,我喜欢他的行笔流畅,看了使人舒服,我对草书开始感兴趣,就是看了此人的帖产生的,他的草书有十七帖等。” “记住了王羲之的行笔,你再看郑板桥的帖,就又感到苍劲有力,这种字不仅是秀丽,把一串字连起来看,有震地之感,就象要奔赴沙场的一名勇猛武将,好一派威武之姿!郑板桥的每一个字,都有份量,掉在地上能砸出铿锵的声音,这叫做掷地有声啊!”
正是对前贤的推崇,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12] 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8页。][12]因此,毛泽东经常博览碑帖,注意规范草书,广泛吸收从张芝、王羲之到同时代的书家于右任的书法经验,遵循循序渐进的艺术规律,刻苦研读、摹写前人大量书帖,最终在吸收晋唐宋明清各书家精华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达到了“造我神韵,有我无人”的艺术境界,毛体书法奔放流畅的点划用笔特点和风格也最终形成。
    另一方面, 毛泽东认为以书法为内容的文艺活动应为大众服务,因为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它必然具有认识功能和宣教功能。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里强调:在宣传的对象上,不仅包括红军官兵,还包括中小商人、学生、妇女和劳动青年等广大群众,在宣传的内容和形式上,要提倡用群众性的、大众化的文艺活动形式去表现群众情绪。
    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的纲领。从此以后,毛泽东把人民群众的审美意识作为自己书法审美的主体,“处处相信群众,尊重群众,敢于把艺术作品交给人民群众去检验”,[[13] 孔维阳:《毛泽东书法创作历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63页。][13]从而把传统的书法艺术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即毛泽东的书法,从内容到表现形式,都充分反映着时代的脉搏,反映着人民大众的呼声,成为服务社会、团结人民、鼓舞人民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奋斗的一种强有力武器。例如,从30年代起,毛泽东笔下的 “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有几十条,且书体不同,风格各异,这充分说明坚持实事求是,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的观念,不仅深刻在毛泽东头脑中,而且还表现在书法上。
2.形成毛体书法艺术
    所谓毛体书法,主要指毛泽东对传统草书的创新和把草书艺术形式发展最高境界的一种书体。书法界公认毛体书法用笔以圆为主,方圆并施。无论是提按、顿挫、粗细、轻重、强弱、疾徐,还是起笔与收笔都极富艺术匠心。从毛泽东留下的大量作品来看,他的笔下大与小、曲与直、动与静、长与短、点与线的诸多对立因素很好地统一于一起,其线条舒展处如行云流水,激荡处如瀑泄千里,顿挫处似高山凝云。这也与毛泽东的书法思想有关,毛泽东早年在《讲堂录》中曾说:“文贵颠倒簸弄,故曰做;字宜振笔直书,故曰写。”所谓“振笔直书”,就是要追求心手相应,直书胸臆,达到书人合一,就是要求快速的笔势运动和果断爽脆利落的点画,以及锋芒锐利的落笔,而不做技巧的卖弄。毛体书法正是如此。毛体书法不仅具有晋唐楷书和魏碑锤炼的书写功底,也有二王行书的长处,以及怀素、孙过庭草书的韵致。
    当代一些书家,如沈鹏曾在《浪漫主义精神的高扬》一文中这样说:毛体书法“强调个性,强调主观表现,纯然是高屋建瓴、所向无碍、汪洋恣肆、纵横捭阖的气概,着眼总体战略而不拘泥一城一池之得失,自由烂漫而毫不顾忌胶柱鼓瑟之成规。……都是足以垂诸后世的珍品。”
    总之,我们也看到,毛泽东主要的社会身份还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而不是职业书法家,毕竟对于书法艺术缺乏自觉、深层的审美追求,这使得他的书法创作多是信札、题词和诗文,具有强烈的政治性、社会性、自娱自乐性。但其书法形式的艺术表现力,并没有被削弱,其显著的民族性特征更是不言而喻的。
    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运笔的轻重,疾涩、虚实、强弱、转折顿挫、节奏韵律,净化了的线条如同音乐旋律一般,它们竟成了中国各类造型艺术和表现艺术的魂灵”。[[14] 李泽厚:《美的历程》[M].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44页。][14]毛泽东的书法艺术更是中华民族书法艺术宝库中的奇葩。在大力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今天,我们必须要正视毛体书法艺术,要让更多的人了解毛体书法,让毛体书法艺术走向民间、走向世界,为美化大众文化生活、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服务。这个过程虽然艰难,但正如孔维阳先生所说:“这是一个
很难得课题,路漫漫兮,我将上下而求索。”[[15]

参考文献:

[1] 熊秉明:《书法和中国文化》,载《熊秉明美术随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8页。
[2] 孔维阳:《毛泽东书法创作历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前言。
[3] 王鹤滨.惊世书圣——毛泽东秘书解读毛体墨迹[[M].北京:长征出版社,2004年版。
[4] 孔维阳:《毛泽东书法创作历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前言。
[5] 孔维阳::书法的美是静与自然的回归——从《曹全碑》的艺术特点谈中国道家艺术精神
[6] 李树庭,王跃,谢柳青,王利民等编著:《书家毛泽东》[M]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05页。
[7] 1985年6月26日《书法报》。
[8] 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47页。
[9] 毛泽东诗词书法艺术鉴赏[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版。
[10] 刘汉民:《毛泽东谈文说艺实录》[M].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28页。
[11] 刘锡山: 经天纬地意纵横——感受毛泽东的书法艺术[J]. 老年教育(书画艺术). 2013(08)。
[12] 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8页。
[13] 孔维阳:《毛泽东书法创作历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63页。
[14] 李泽厚:《美的历程》[M].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44页。
[15] http://roll.sohu.com/20130216/n366177348.shtml,2013.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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