黾兮所之 静水流深

——当代国学大师、著名书画家王学仲访谈录

马汉跃 作家、中国书画博览总编辑

    王学仲，又号夜泊，黾翁，1925年10月生于山东滕县，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现代书画学会名誉会长，中华诗词学会顾问，天津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天津大学及日本国立筑波大学美术教授，文人画家，代表作品有《垂杨饮马》、《汉家陵阙》，出版有《中国画学谱》、《王学仲书法选》、《夜泊画集》、《王学仲画集》（旧文版）。擅长于写意山水、花鸟画。

王学仲

    马汉跃（以下简称马）：王老，我这次到天津，看到您健康恢复的很快，非常高兴，希望我的采访不会占用您太多的时间。

    王学仲（以下简称王）：谢谢你来黾园。听说你来，唐云来主席也过来了。你看，我现在精神很好，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直接提。

    马：您作为一代硕儒，国学大师，是从何时开始习书、画画的，又是怎样对美术产生兴趣的？

    王：决定我毕生从事书画之道，并非偶然，这与我的家世有关。待我出生后，父亲就从《诗经》中“黾勉从事，不敢告劳”中取“黾”作了我的“字”。这个字成了我入世的先兆，即我生来无才，全靠勤勉努力，勤以补拙。我习书很早，也源于家学。我祖籍山东临沂琅琊。据《滕阳王氏宗谱》记载，我王氏家族为西晋琅琊王氏望族之后，王羲之一支渡江南迁后，另一支则散居山东、山西。王家先祖自元代迁至滕县郭河店后，仍然传琅琊王氏注重书道的遗风，以书法作为是否琅琊真传的标志。王家子弟不善写字，会觉得有辱先祖风范。我习画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受家族表兄的影响，他长我二十多岁，擅画兰竹，也常教我画画，我很痴迷，自然而然就产生了兴趣。

    马：回忆一下您的童年生活好吗?

    王：我有关童年的记忆是和我学字学画的记忆联系在一起的。我五岁开始习字，习字与识字差不多是同时进行的。父亲对我的启蒙教育不是让我临摹碑帖，而是让我写下二十五个楷体字的范本：“上大人，孔已己，化三千，七十四，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人，可知礼也。”记得八岁那年，我生病辗转数月，几度昏迷。我父亲一天在城里买了一本精拓的《黄庭经》给我看，我在病榻上翻阅这本梦中冀求的好字帖，竟然精神为之一爽，恢复了健康。等我稍大一些时，对书法的爱好有增无减，我十五岁那年，和同乡一路北行，找到邹县城东的小铁山，拓印了安道壹写的摩崖《匡哲刻经颂》，这些从幼年积累的访碑活动也是我后来创写《碑、帖、经书分三派论》的重要依据。

    马：还记得您的第一张画吗？

    王：我的第一张画要算是那张《小红低唱我吹箫》了。

    马：在您的艺术道路上，您曾受到哪些画家或作品的影响？或者哪位艺术家对您的影响最大？

    王：徐悲鸿。他既是我在中央美院就读时的老师，也是对我形成自己艺术思路起重要作用的人。同时，他创造的山水倒影的画法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马：那么您最崇拜的艺术家和作品是哪些?您认为当代最有代表性的画家又是谁呢?

    王：我最崇拜的画家是顾恺之、王维、李成、范宽、梁楷这样的画家，他们的作品有《溪山行旅图》、《泼墨仙人图》和元代的黄大痴、倪云林。我认为当代最有代表性的画家是傅抱石。

    马：您的绘画风格是从什么时候形成的?最得意的作品有哪几幅?

    王：我绘画风格的形成始于我在中央美院求学之时。徐悲鸿先生是我的老师，他曾对我讲到“文人画产生时很有创造性，但时间久了，有的人就不去创造，而是抄袭了。你的画将来再往前发展，一定要形成自己的面貌……”这番话我至今仍能清楚得记得。我的有代表性的画作有：《垂杨饮马》、《怀思》、《刘公岛》等等。

    马：谈一下您所创立的现代文人画好吗?

    王：我首先是一名学者，又是一名画家。因此我的画被普遍认为是学者画、文人画。但我以为，我的中国画应定义为现代文人画更为准确。我提出的现代文人画与所谓新文人画决然不同，现代文人画需要高修养、深功力、好人品，三者并重方可为之，而非一味标榜“逸笔草草不求形似”，只知追求小情趣的无学之辈所为。我之现代文人画是文人之时代性作品。我的创作立足于传统，但时代使然，必当有所创新。因此，我的那些文人画作品中依然流露的是一个文人雅谑机趣的情致。

    马：对您现代文人画中“野逸”的画风应怎样理解？

    王：谈到“野逸”，人们往往会想到黄徐，五代的黄筌，南唐的徐熙。他们因画风、境遇不同而被世人称为“徐黄体异”。徐熙画风野逸，没有濡染黄家的富贵气象。我的画风继承了徐熙野逸的风格，将中国画“荒寒索漠”的笔墨情怀寄于我的作品之中。我的作品更注重抒发个性，但不取霸悍纵横之气，不染沉郁苍凉、俗甜富贵之气。绘画如做人，我的绘画作品在洗尽尘俗后，与我的人格是相一致的。

    马：人们都评价王老为“清流人士”，您能不能就此谈一谈?

    王：新加坡书协主席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谈到我时说“如今中国还有如此之清流人士”。是啊，我今年八十岁，从未追求过金钱名利。我喜研老庄，功名利禄不过是黄粱一梦。我也敬仰魏征，宁做当世之“清流”。我的书画不进入市场，不去炒作，不主动应和大众的品味，作书作画只为抒发我的文人情怀。我在《我画我画歌》中曾写到：“我画即我姓，我写我所爱，牙慧不欲拾，凭人说好坏……”但是，我曾是连续三届中国书协副主席，天津美协副主席，天津书协主席等等，这些都是由群众选举产生的，我又是联合国世界科教文卫组织专家组成员，获世界和平文化大奖，以及国学大师、鲁迅文艺奖等等。这都是社会各界对我学术方面的认可。我之清流绝非空谈。前些年，我在文艺界第一个带头关注下岗工人，向他们捐款。非典时，两位医生因救非典病人殉职，我向他们的孤儿捐款两万以完成他的学业。做人应该胸襟博大，怀慈悲之心。我虽然乐善好施，但我同家人始终过的是极为普通人的生活，我排除家庭干扰，把有限的积蓄都做了公益事业。我仰慕魏晋之清谈贤士，崇尚屈原、嵇康、陶潜之风骨，他们性情高雅而静默。我现已暮年，犹以淡泊之心，面对纷繁世事，唯有孜孜治学而笔耕不辍。

    马：王老，刚才您说的很让我们感动。您能不能说一件您最受感动的事情呢?

    王：山东老家来代表看望我这件事着实让我感动。前几天，山东滕州市委领导及我滕州艺术馆馆长等人来所里看望我，除了向我带来家乡人民对我前段时间生病的问候，还带来了厚礼。家乡人民此次给我带来了100万元人民币，为我捐画之酬劳。我哪可能收!家乡人民对我的一片热心令我激动不己，潸然泪下。我是个学者，是位纯洁的艺术家，一生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奉献着自己的能量，这和急功近利的世俗之徒不可苟同。拿人民的钱，即便是出于家乡百姓的诚挚之心，我也断然不取。我在家乡的艺术馆是当地政府兴建的，我这些年的六百余幅得意之作及我平生所藏书画和各类文物均被我无偿捐献给艺术馆。我为人民做事，从来不图回报。作为从家乡出来的学者，为家乡献一片心，哪能要钱啊!而家乡人民此番心意，实在让我感动!

    马：您确实为社会、为您的家乡做出了很多贡献。那么，很多人把您看作是山水画家，而对您的人物画了解不多，您能谈谈吗?

    王：其实，我在人物画上的成就并不为人所知。我的人物画肇始自我的学生时代并刻苦研习过。我的人物画能呈现今天的面貌，从师法渊源上讲，是受到南宋梁楷、石恪的启发。人物造型有谐趣，但很少在社会上传播。我的简笔人物画主要是创作在日本讲学的那几年，后又于简笔人物画中溶入了重彩的成分。我在人物画的题材选择中，画得最多的也是赋予哲理内涵的作品，所以不宜被人们所理解。我的人物画和山水画、花鸟画一样，立意高古，画风野逸，与我受顾恺之影响的细笔人物画都成为我现代文人画的特有面貌。

    马：您在您的艺术以及平时的言行中，都渗透着一种哲理禅机，您是否能谈谈在您创立的黾学中所包含的对哲学的理解。

    王：我创立的黾学是一个立体综合的学说体系，其中包括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两个方面，哲学、诗歌、小说、书法、绘画等诸多艺术种类都包括在内。黾学中哲学的中心思想是蔽明论与归衡说。欲明则蔽，以蔽释明，任何科学家、政治家的学说政言都绕着弯阐述，不能浅白的说，哲学及众多思想亦然，借托他物以言之，否则不成为科学理论：“天意显示高轮回与天之高速运转，人的思力不接近时即以归衡的尺度重归旧章”，好比两个人发生争执，结果总要以一方胜、败或两方和平求得结局，归于平衡，万事万物都是这样。其中提出的物识特性是中西哲学家所忽视的问题。我在哲学著作《黾子》中分述了天道、物道、人道、神道篇；阐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怎样建立和谐的关系：作为人类，应该尊生爱物，面对自然也好，社会也好，要给予，而不是过多苛求；对于整个世界，应该怀有一种民胞物予的情怀，建立一个充满爱心的奉献的美好社会。

    马：听说您于去年创作整理了一部长篇小说《吼哈》，能谈一下有关这部小说的一些情况吗?

    王：《吼哈》的创作始于我的青年时代，经过了几次整理和续写，历经几十年，终成完璧。我作为一位画家，一生致力于探求中国书画精髓之归。而《吼哈》同我的文人画一样，应该视为我的“文人小说”。这篇小说中的内涵是多元化的。我的小说中洋溢着对人、对物的悲悯之心，应该是一篇流露着乡土气息的哲理小说，更是我记忆里家乡鲁南风情的一轴长卷。曾有学者评价《吼哈》的时代性和文学性可与《老残游记》媲美。

    马：王老，您平时的小说作品都是手写稿，那您现在还有手写的书信稿吗?

    王：有。我这里有我写给我的同乡王欣荣的信札手稿，你可以拿过去看看。

    马：您作为中国著名诗、文、书、画大家，听说早年曾师从徐悲鸿先生，徐先生称赞您的诗、书、画为“三怪”（三绝），三者完美结合，显现中国书画“道”之精髓。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廖静文评价您的画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在诗情画意中表现中国的民族的美。评论家李一称您的画具有十足的东方神韵。您所提倡的“欧风汉骨，东学西行”以及“扬我国风、励我民魂、求我时尚、写我怀抱”的“四我”主张，所建构的以黾学为主旨的东方美学审美构架，深及时代以及世界跳动的脉搏。您的现代文人画理论与山水画积攒中国传统文脉又蕴涵现代趣味，与国际接轨，搭建中国之于世界的文化沟通桥梁。那么，您能具体谈一下在艺术诸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吗？

    王：成就谈不上，倒是外界对我的书画做了很多的肯定和评价。这里有一些资料，你有空可以看看。一会，我还可以带你到后面的四我庭转转。

    马：好的，王老，黾园是一个内蕴深秀文脉聚涌的所在，我一直也想来园中汲取点灵韵之气。听说澳门梁披云先生还为您题了字呢。

    王：对，题了四个字：义献心传。

    马：您空闲下来都做些什么?

    王：我爱旅游，也珍视生命。去年，我就去了趟欧洲，带着我的速写本、相机，回来写了本《三只眼睛看世界》，就是这三只眼睛了。书里都是我在欧洲旅游时的见闻心感。用了随笔诗这种新的诗歌体裁来记录。这是一种新的体裁，不同于白话诗或打油诗、格律诗。

    马：您对西洋美术有何看法?可以谈谈中西美术的比较及其结合吗？

    王：西画重视写生、形体结构和色彩，讲究器；中国画讲究道，谓之气韵。很多西方人以为中国画家不懂色彩，其实不然，是因为大家追求的境界不同。我在国画创作中，就很讲究将二者融合。我的很多绘画作品也呈现这样的面目。

    马：您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是怎样理解的?

    王：国画、京剧、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是中国历史在雅化过程中形成的符号表征，应该继承传扬。

    马：文人画，强调诗、书、画、印的统一，当代画家是否要讲究书画之外的学养？

    王：中国画，不仅是文学的，而且还是诗的，《文心雕龙》说“先博览以精阅，总纲纪而摄契”，艺术家对历史和现实生活的逻辑了解和理论认识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渗透到以后的形象思维中并构成艺术家整个感受和感受的内容和基础。书画之外的学养，是书画精神的重要源泉，对书画家而言，练意是很重要的。

    马：您在创立黾学的同时，又提出经书学派，引起了理论界的轰动。是否就此谈一点看法呢？

    王：我认为在碑、帖之外，还存在一个经书学派。经书存世一千多年，未得到充分认知。我在《碑、帖、经书分三派论》中提到：经派书自成体系的原因主要是：一、石刻摩崖为使佛教不灭这个思想，由写经进而刻石成为大型摩崖；二是其书法由经生体转化为摩崖体；另外，它的书写阶层既不是帖学的贵族士大夫，也不是北碑乡土书家，而是一些写经生、僧人和佛教信士。如果把六朝经派书加以概括，其一是经生体，其二就好似摩崖体。无论是经生体还是摩崖体，在今天看来，既不属于帖学系，也不应属于碑学系，而应独列为经学系的书法，才可以名副其实，我们也应确立这一书学系统的研究。关于现代书法的缘起，我是从书法与艺术发展史的角度提出的，在当时我认为是社会需要，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我在写字上的追求是：一字一翻新。每篇都有自己的面目，不重复。

    马：王老，您作为老一辈艺术家，对年青一代中国画家有何看法和建议？

    王：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画家也如此。作中国画要注重画中的文化含量，不可只识其“器”而失其“道”。我们研究中国画要立足传统又要有所创新。而当今画坛有些混乱，很难说有什么标准。对于青年一代，一定要潜心为学作画，不要急功近利。多读书，多研究才可以画出好的作品。

    马：好的，感谢您对我们这次采访的支持，祝您生命永驻!艺术长青!

    王：谢谢你们!也祝你们杂志越办越好!